论毒药

   　                   卓远福

一、 毒药的发现

毒药是人类在劳动生产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而发现的一类药物。其起源多追溯于我国原始人类的渔猎时代，那时期人们为了生存，捕食各种动物，对动物的药因随之而发现。由于人类不断繁衍，人口不断增加，动物类食物逐渐难以满足人类需要，则继而尝试草木类，炎帝神农率先试尝，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经验教训后,民则效尝，经过不断实践，逐渐将食物与毒物区分，并根据毒药中毒的表现而反藉以治病,“天雄鸟啄，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于是，便有了用毒药治病的雏型。如便秘时用能引起泻下反应的有毒药物治疗，受凉无汗时用能引起出汗反应的药物治疗。毒药与一般药物共同被用于防病治病，毒药发现后，又在经验教训中发现了解毒之药，同时地现了治病之药，如导泻药、催吐药、利尿药、发汗药物等。可见，毒药是人们在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中而逐步发掘出来的。

二、毒药的发展

在毒药发现过程中，随着人们对毒药既可引起中毒反应也可治疗疾病的两个特性认识不断深化，最初通过口传心授逐步发展到用文字记载，编著成医药书籍，如我国战国时期以前的《诗经》载有蟾蜍、艾、益母草等药物。《山海经》记载“能杀动物和人”的毒药8种，如莽草、芒草、茇草可以毒鱼，无条可以毒老鼠，师鱼可以杀人等药。同时也发现了各种解毒药，譬如“耳鼠御百毒，焉酸可为（治）毒等”。西周时期，已有用毒药治病的专业医生，当时书籍有、“若药弗瞑昡，厥疾弗瘳”（如药不到位者使病人昏闷加沉、病不好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的记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所著的《离骚》一书中亦载杜衡、艾、莽草、椒等毒药，那时期，对药物的毒性十分重视，为防止药物的毒副作用，采取：“君服药，臣先尝；”的办法。《仪礼》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易经》有“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记载。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医书，其中有“毒乌喙”（乌头箭射中毒症）专病名称和用“毒堇(即紫堇)、雄黄、雷矢（雷丸）、乌喙（乌头）、半夏、白附（白附子）、黎芦、蜀椒、芫花、水银等百余种有毒中药治病的记载。成书于战国—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及《黄帝内经》，则将其以前的对有毒中药认识及经验进行较初步的总结。《神农本草经》根据中药的作用及毒性的不同，分成上品、中品、下品，指出“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或无毒或有毒，斟酌其宜；下药多有毒，不可久服。”并指出使用有毒中药宜从小剂量开始。“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之为度。”还载有使中药减毒的炮制方法，“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内经》则提出“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该书还载有中药十三方，计用药25味，其中三方如半夏汤、小金丹、寒痹熨法含有毒药5味。

善于使用有毒中药的医家，记载较早的为谆于意及扁鹊，谆于意善于用良药而有效，临证常用半夏、芫花、莨菪、苦参等；扁鹊用“毒酒”麻醉病人后进行手术以治病，皆有神效。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后世很有影响力的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中药学及方剂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善于使用毒剧中药。如附子、乌头、甘遂、大戟、芫花、巴豆等有毒植物药，是其临床常用之品；水蛭、虻虫、蜘蛛等有毒植物药，亦是其治疗瘀、痰、奇、怪等病症的必用之物，并在辨证、配伍、用法、炮制、剂量、防止中毒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经验；此外，他还在前人（传说商代伊尹创始汤液）将药物煎成汤剂服用的基础上发展和提高了中医的方剂学，在其所创制的300多首方剂中，以有毒中药为君或含有有毒中药的方剂约占119首，如附子汤、乌头汤、十枣汤、吴茱萸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名方一直被后世医家所袭用，且证明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在剂型方面，还制汤剂（十枣汤）、散剂（瓜蒂散等）、洗剂（狼牙汤等）、浴剂（矾石汤等）、熏烟剂（雄黄熏方）、熏洗剂（苦参汤）、药膏剂（大乌头煎方）等，这些剂型在减少药物毒性、提高药物疗效方面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至今仍多在使用。此时期的医药学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和针灸各科，尤长于外科，其著名的“麻沸散”据后人考证，主要由羊踯躅、曼陀罗花、生草乌、香白芷、莨菪、天南星等有毒中药组成。

此外，肇端于此时的炼丹术，如从丹砂中炼水银，用胡粉（碳酸铅）炼铅；炼丹时常用的朱砂、雄黄、硫磺、硼砂、砒霜、胆矾、雌黄、硇砂八种有毒矿石药物，为后世的外科用药取得了初步经验。

梁代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不但使《神农本草经》的原文流传下来，还增加了新药365种，其中记载有毒中药约63种，并记载了药物炮炙、中毒解救法、服药后的宜忌、药物畏恶、七情等。如指出麻黄去节，鬼臼去须毛，桃仁、杏仁去皮尖等药物炮炙方法至今仍有不少地区在采用。

由于炼丹术及药物炮炙加工方面的发展，出现了葛洪及雷斅两个较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葛洪曾撰著《抱朴子内篇》及《肘后救卒方》，前者是炼丹术专著，为我国制药化学及外用药物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外用药多为毒剧药）。后者则记载了不少用有毒中药如常山、全蝎、斑蝥等治病的方剂及诸药中毒（如野葛、狼毒、芫花、半夏、附子、莨菪、水银等）的解救方法。雷斅撰著的第一部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总结了五世纪以前的中药采集修治，加工炮炙方法。其炮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除药物毒性，防止变性以保持或增强药效。如对巴豆、莨菪、吴茱萸、白花蛇、蚯蚓等药炮制的记载，现在研究认为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唐代苏敬等人撰《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制订颁行我药典，其在《本经》以后新收的药物记载中，全部按该书规定标明了“有毒”或“无毒”，可见，此时已十分重视药物的毒性。

唐代医学大师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亦记载不少有毒中药及用之治病的方剂。如用雄黄、朱砂做为消毒药，用常山、蜀漆治疟疾，用水蛭治疗崩漏，外敷蜘蛛治疗鼠瘘肿核痛、背疮、敷蜘蛛于穴位治疗中风口喎僻。唐—王焘所著《外台秘要》亦有不少用毒药治病的记载。如用水银或雄黄与猪脂混合制成软膏治皮肤病，用雄黄末治齿虫，其中94个疗疟方中则有59个采用常山、蜀漆，并且有35个方是常山或蜀漆命名的。

南宋谆祐七年，法医学家宋慈编写的《洗冤录》总结了历史中药中毒的诊断及解救方法，如“中砒箱毒，得一伏时，遍身小疮，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舌生小刺疮绽出，口唇破裂，两目胀大，腹肚膨胀，粪门胀绽，十指青黑，”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后道肿突或大肠突出，”死后“尸口眼多开，面紫暗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暗，口眼耳鼻间有血出”等。解砒霜毒“用鸡子一二十个打入碗内，搅匀入明矾末三钱，灌之，吐则在灌，吐尽便愈。”中巴豆毒：“口干而脸赤，五心烦热，痢不止。”解其毒“以大豆一升煮汁饮之”等，这些知识及其经验，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毒药学的内容。

宋、金、元时期，中药的炮制加工有了长足的进步。如用火浸漂和煮制加工川乌、附子，白矾制半夏，焙水蛭等方法均比前代有明显的改进。此时期用毒药治病已较广泛，如用砒霜治疟疾、痢疾、痔疮、瘰疬；水银治腹胀、水蛊（腹水）、蛲虫，蟾蜍用于治外伤、疮毒、牙痛、齿缝出血；用蛇、守宫等数十种小动物治病，亦开始盛行。

明代在毒药学方面记载详细的当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此书有毒草类专篇，记载有毒中药约381种，并对某些有毒中药如曼陀罗花及水银等进行了考证和修订。此外，此时期的地方性医药专著《滇南本草》也记载了不少有毒的地方性药材，如狮子草等。

清代在本草学上对毒药学较有贡献的医学家为赵学敏、吴其浚。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新增了《本草纲目》未收录的药物716种，并纠正了李时珍一些在毒性方面的错误说法。如《本草纲目》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暗，”说明粉锡有毒。并收入了鸦胆子等新的有毒中药。书中还载有《白猿经》以草乌为原料，制造“射图膏法”，这种砂糖样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这是提取乌头碱的最早记载。吴其浚则著《植物名实图考》收载植物1714种，其中毒草44种。此时期在临床上对毒药深有研究的医学家首推叶天士、张锡钝、吴尚先。如叶天士在用附子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著《临证指南医案》中计收载89种病症，其中用附子者共约150余案之多，运用毒虫药亦十分广泛，如治疗久痈、疟母积聚、症瘕、单腹胀、痫、痉、厥等慢性或顽固性疾病时，多善用蜈蚣、全蝎、蜂房、水蛭、壁虎等有毒动物药。清末民初著名医家张锡钝亦十分喜用水蛭等有毒药物。清末著名的外治专家吴尚先所著的“理瀹骈文”常首选有毒的药物外用，通过改变用药途径，减少了药物毒性，疗效较好且安全可靠，为毒药的临床应用开拓了一条良好的途径。

鸦片战争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及对中国的瓜分，鸦片这味自唐代已作药用收录在本草中的中药，成为外国列强毒害和摧残中国人民身心健康的一种毒剂，这时国人及医学界已逐渐认清其毒害作用。在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带领下开展了禁烟运动，有效地抵制了这味药对人民的毒害作用。

太平天国时期，在大力禁止吸鸦片，积极宣传鸦片的毒害的同时，十分重视应用有毒中药的研究。在发现的文物中，就有以大枫子、花椒、水银、雄黄、密陀僧等有毒中药为主的药方。

改革开放后，中医药政府重视了中草药工作者对有毒中药的研究，也重视挖掘开发了，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和措施，以减少毒剧中药中毒，死亡事故发生的深入探讨。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亦重新修定《关于医疗用毒药、限制性剧药管理规定》，列出了剧毒中药及中成药药名清单。中国药典对有毒中药制定了标准，不少学者还撰写了有毒中草药的专著《中药毒性防治》、《中草药中毒及急救》等。经常在医学期刊上刊登中草药有关毒性、中毒表现以及如何防治等文章。这对于促进毒药的研究和发展，以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医学家还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有毒中药的炮制、药理、毒理及临床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数据，总结出了很多临床应用毒剧中药的宝贵经验。这样，中草药学科领域内一门新的毒药学分支学科就渐趋形成了。